[原创] 征Ⅱ 个体的妥协与背叛——大时代下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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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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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狸

DN特仑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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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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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21 10:47:4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驿客林夕于 2009-2-2 19:07 编辑

个体的妥协与背叛——
大时代下的理想主义者

　　马可，还是红猪？

关于飞行员马克

　　马可•巴克特（Marco Pagot），一个虚构的人物，原意大利空军的战斗飞行员，在宫崎骏的笔下，他的形象也仅仅是老照片上一张被划花了的脸与少女菲尔几秒钟的幻想。当然在这个宏大背景下虚构的小世界中，他有一个更加如雷贯耳的称谓——波鲁克•罗梭（Porco Rosso，意大利语“红猪”之意）。
　　按照星星点点（映画馆论坛中的一位馆友）的逻辑与自身体味宫崎骏的意图，不难知道，马可在一战期间承受了理想与现实的冲撞带来的落差，成了“迷惘的一代”；又由于国内法西斯集权政治日益兴盛并最终执掌政权，使得他看不见国家与人类未来的希望；终于，面对着国家的又一次号召，在一句类似“宁愿做只猪，也不愿做法西斯”咒语之下，马可变成了一只会飞的猪。从此，亚得里亚海上空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号：
　　飞天红猪侠——波鲁克•罗梭。

　　他自视代表着正义的一方，与打家劫舍的空贼做着斗争，领着赏金，分着赃款；晚上在吉娜的餐馆享用丰盛可口的晚餐，或听吉娜叙说着那些陈年往事，或向窃窃私语的女士们潇洒地吐出一个烟圈；身为猪的波鲁克自然脱离了人类法律的束缚，当局暂时拿这个在三不管地带行侠仗义的猪没有办法；而普罗大众除了对他高超的飞行技艺感到惊异之外，也就只是从心底里觉得那张猪脸滑稽可笑了。
　　波鲁克•罗梭活得很逍遥，他为自己活着。
　　红猪的缔造者——大独裁者墨索里尼

归隐逸士与理想主义者
　　
　　让我们再一次盘点一下波鲁克•罗梭的境遇：身怀绝技，放浪形骸，玩世不恭，暂且无人打搅，自在洒脱。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马可，这位曾经的空战英雄，在那个纷乱的年代，换上一张猪脸，隐没在亚得里亚海的岛礁之中了？

　　广义的说，马可与中国历代的那些个归隐逸士没有多大的区别。中国古代的隐士大致分为两种。一个是满腹学识，怀揣拳拳报国之心，却遭反对派排挤，当权者漠视，最后携一张左迁令发配到地方，无奈退出了中央的宦海。此为郁郁不得志型，李白、苏轼、范仲淹等都属于此种；一个是恰逢乱世，在礼崩乐坏、朝纲紊乱、社会黑暗、吏治腐败，一个正派人说一句人话都可能被杀头的年岁中，有识之士深感绝望，有心报国，却又不愿向权贵低头，折了文化人的腰杆，于是便辞官不做，寄情于山水之间。此为孤傲不合作型，魏晋时代的名士陶渊明和玩弄玄学的“竹林七贤”就属于此。马可•巴克特明显属于后者。法西斯当局“诚邀”马克出山，再一次“为国家而战”，而失意却正直的马可不屑为独裁者卖命，不愿成为法西斯的走狗，更不想因此遭到当局的迫害，于是自施恶咒将自己变成一只猪，摆脱了当局的纠缠，隐居海天之间。

　　远离世俗羁绊，退隐江湖，其实也算是那些文化人的一种自卫。护卫什么？就是他们的理想——他们得以独立思考、自由言论、坦诚做人的理想，这些是在他们那出世报国、悬壶济世的宏愿落空之后，最后的一点尊严。所以我们可以给古今中外的隐士们，包括马可，都贴上一张空泛的标签——理想主义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应该是理想主义者的教条罢。马可的理想是什么？不敢给他扣上什么反对战争、世界和平的大帽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沐浴在地中海阳光下，渗透着亚平宁半岛的浪漫气质的马可•巴克特，坚决反对独裁与集权，反法西斯便是他的理想。而在那个日益疯狂的社会中，将自己变成一头猪或许是最好的“独善其身”之法。

　　如马可一般的归隐逸士确乎是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者绝不等同于隐士。

有些人为理想而战

　　称得上理想主义者的人不仅仅只有隐士，还有战士。意大利的“黑衫党”1922年便通过政变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马可变成猪一定也有些时日了。不过在这里，我们暂时先将红猪放在一旁，由华尔街股市崩盘的那一刻（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影片中的时代背景之一），下溯四年，来到日后的又一个轴心国——德国。此时被《凡尔赛和约》和经济危机折磨得困苦不堪的德国百姓，刚刚以如拥戴神明般的热情，将一个疯子送上了神坛，交给他权力，希望他能够兑现他的花言巧语。又一个国家滑进了法西斯的万丈深渊。

　　新兴的政权开始将触手伸向各个角落——它要控制一切，包括宗教。受制于纳粹党的国家教会公开为国家暴政辩护，连教堂上的十字架也为“卐”字所取代。面对这一系列对宗教救世的亵渎，以及随后的种族迫害和战争行动，一位叫朋霍费尔的年轻牧师站了出来，像那只挡在大车前的螳螂一般，毫无畏惧地向着已经启动的德意志战车说“不”。他与拥护纳粹的国家教会决裂，拒绝担任牧师，并动员所有拒绝国家主义的牧师放弃职务。他与他的支持者建立“认信教会”，与国家教会对抗。他告诫他的学生说：“现在正是在安静中坚持的时候，并且要在德国基督教会的每个角落埋下真理的火种，好让整座建筑一同烧尽！”

　　朋霍费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基督教的背景，更是令他将捍卫理想变成了一种传播福音似的使命。相比于马可的避世，朋霍费尔无畏地选择了战斗，成了战斗着的理想主义者。
　　此时的德国，大多数社会精英为保全性命，与纳粹合作；也有一些精英为保全节操，不与纳粹合作；而朋霍费尔是知识分子中为数不多的公然反对纳粹的。在那个举国都为着希特勒的激情讲演而疯狂的年代，他的反抗是可敬的，可贵的，也是可悲的。随着时局的紧张，原先他的战友越来越疏远他，或是倒向纳粹，或是出国避难。他原本也有机会逃走，可是他内心的道义与责任又让他从安全的美国返回德国。1943年4月5日，在他以合法身份进入“国防军”担任信使工作的三年之后，行踪终于败露，遭盖世太保逮捕。1945年4月8日被处以绞刑。
　　一个月后，德国无条件投降。
　　朋霍费尔自传——《力阻狂轮》——很有“螂臂挡车”的意味

背叛，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朋霍费尔被他的国家定性为“叛国者”，为了祖国，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在此我们得明确，“国家”与“祖国”是两个概念：国家者，乃政治实体，意识形态，是绝对的暴力机构；祖国者，在朋霍费尔看来，是他身上背负的十字架，而往大里说，便是理想主义者最普世的信仰，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是人民最真切的民主、自由、福利。有些时候，“国家”与“祖国”是统一的；有些时候，“国家”与“祖国”是对立的。显然，马可与朋霍费尔的祖国与他们的国家格格不入，而范仲淹、陶渊明、“竹林七贤”的祖国也和他们的国家相抵触。理想主义者的选择——不论是归隐，还是战斗——根源都来自理想的“祖国”与现实的“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巨大落差。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来看看星星点点的佳作——《请勇敢地扛起自己的责任——写给〈红猪〉》（链接：http://www.totoroclub.net/forum/viewthread.php?tid=9064&extra=page%3D2），其中有众多的出彩之处，如从影片中提炼出波鲁克•罗梭应扛起的责任，便是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是，文章只是赞颂直面责任的勇气，不满消极避世的怯弱，却忽视了责任本身；而责任的忽视，又无法体现出红猪真正的勇气。
　　对马可来说，扛起自己的责任——不论是对自由的向往，对集权的厌恶，还是吉娜的幸福——就意味着一种对国家的背叛，在他扛起责任之时，国家便成为了他的敌人。而作为敌人的国家是可怕的：国家是一个暴力机构，拥有警察、军队、宪兵等暴力组织，绑架与暗杀是最常用的手段，你若背叛，必将面临他们的枪口；国家操纵着舆论机器，你发出的声音，不论多么合理、高尚、掷地有声，在传入民众的耳朵之前总会被报纸、书刊、广播所曲解、篡改；而你一旦被贴上了“叛国者”的标签，在国家的煽动下，你会成为举国责难、唾骂的对象。
　　即使你手握真理，也是如此。

　　而在《请勇敢地扛起自己的责任——写给〈红猪〉》的后半部分所罗列的人物，如雷锋、教师与清洁工，与马可并没有可比之处。雷锋的个人追求与国家意识是一致的，即国家与祖国是统一的；而教师、清洁工的克尽职守，大多数时候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职业道德在起作用，而不是理想。
　　国家暴政是异常强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隐士常有，而战士不常有的原因了。所有的那些敢于为理想而战斗的人，都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超凡勇气。叫红猪扛起自己的责任，远没有说一句如“只有肩负起人应当肩负的责任，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人”这样的狠话那么简单。
　　红猪早晚会重新面对这张照片的

在特定的时代下

　　红猪现在看来仍旧是一个逍遥的赏金猎人，他反感国家的行为，却又害怕国家机器，不敢与之正面对抗，遂化身为猪，保全自己。
　　前面说了，多数情况下，没有足够勇气的理想主义者可以回避尖锐的政治斗争，做一个隐士，犯不着与凡夫俗子同流合污，向权贵妥协。可是，马可•巴克特，以及与他同处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的情况又有些特别。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时代。

　　“宁愿做只猪，也不愿做法西斯。”这是《红猪》中的众多经典台词之一。马可为了躲避法西斯的纠缠，不仅变成猪挑战着现有的法律，还逃离了意大利，到巴尔干半岛上某邻国（据宫崎骏所说是一个叫克罗埃西亚的国家，经本文作者考证，“克罗埃西亚”就是克罗地亚）的海面上做起了飞天侠，好不自在。可这种状况会长久吗？我想连红猪自己都要在心里打个问号罢。

　　关键就在于法西斯。1922年之后的意大利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其终极目标是使个人属于国家。法西斯政权的最大特征是意识形态和暴力，本质是种族主义和反人道主义。事实上，那些只对人生效的法律条文对于这样的政权来说如同一张张废纸，他们根本不用耗费精力通过议会制定一个“猪仔犯罪与人类同罪”的新法律，只要时机成熟，法西斯的魔爪早晚会伸向这宁静的亚得利亚海面。独裁者就是法律。
　　所以，在法西斯的强势扩张之下，没有谁能保证自己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即使你暂时躲进了某个世外桃源，令人不安的侵略也会很快将你拖回政治的漩涡。马可知道巴尔干能支持多久吗？不知道，但一定不会很久。法西斯的祸水并没有只停留在轴心三国之中，它流向了满洲和华北，流向了伊比利亚和波希米亚，流向了北非，流向了东欧，流向了太平洋——世界大战。法西斯给马可•巴克特，甚至全人类的选择只有两个——合作与不合作。合作便是妥协，不合作就是对抗，没有第三条路。

　　波鲁克•罗梭优哉游哉的赏金生活就要到头了，连他自己也对卖汽油的老板说：“再见了，亚得利亚海的自由，放浪的生活。”形势的严重程度，红猪应该是清楚的。倘若他还想继续保有“亚得利亚海的自由”与“放浪的生活”，他只能选择抗争——为了爱他的人，及他所爱的人，扛起自己曾经不敢正视的责任，背叛国家。
　　这是理想主义者在那个时代中的唯一选择。
　　但愿红猪变回人形后还能有那么帅气的一瞥

一点合理的想象

　　1936年10月。
　　马德里西南郊，一个隐蔽的军用机场。

　　一个中年男子懒散地坐在停机库下面乘凉，戴着墨镜，点着一根万宝路——这是市区内的美国人给他的，优雅地吐着眼圈，时不时地轻轻捋一下自己心爱的八字胡。
　　在阴影之下，墨镜之后，他默默注视着眼前的这群年轻人——一群对他投以惊诧、困惑、愤怒的美国的年轻飞行员。他们顶多20出头，有些还是孩子，可飞行技艺却已精湛到足以让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战。
　　他得先得到这群小伙子的信任，但这并不容易。

　　“我们为什么相信你，相信侵略者？”罗伯特•科恩上校不屑地问道。这个形容消瘦，但站得笔挺，让人看起来孔武有力的家伙来自底特律的一个工人家庭。
　　“是你们的政委让我来的。你们联队在最近的几天战斗中伤亡太大，需要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或者是，升级。”中年男子的语气尽量平和，他不愿激起不必要的冲突。
　　“除非是马德里城防军的双眼瞎了，你才不会出现在这里呢！”罗伯特上校灼灼逼人，“我们每天都要升空迎战你们意大利鬼佬，那帮狗娘养的成天从我们头上飞过去轰炸市区。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这只鬼佬，你这个法西斯！”
　　“我不是法西斯，我是自愿者。”除此之外，中年人没有更好的理由为自己声辩了。
　　科恩意欲再骂，可是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断了上校的骂娘。
　　“你说你叫马可•巴克特，是吗？”一个红头发的毛头小子探出头来，还算恭敬地问道。
　　“是的。国际纵队加拿大旅2团的马可•巴克特上尉。抱歉，我只能寄人篱下，这儿没有多少意大利人。”
　　“那你是不是那个曾经的飞天红猪侠？就是在亚得利亚海上空行侠仗义的意大利人？”红头小鬼有些兴奋了。
　　“是的，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小伙子？”
　　“1935年5月的《生活》杂志有对迪卡士的专访，你们都应该知道吧？”他转身去问自己的战友，“那个好莱坞影星在窜红之前曾在亚得利亚海开过飞机，他有提到你，高超的飞行技艺，著名的红猪如何……”
　　“啊哈！猪？” 罗伯特上校插嘴进来，“你确实是猪呢，法西斯猪！”
　　马可不想再与他纠缠了。他直入正题：“你们在最近的空战中付出了过高的伤亡，伙计们，不要埋怨你们的飞机，是你们的战术过时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的战术过时！我们的战友就是你们这些鬼佬杀死的！”上校冲上来狠狠地扯着马可的衣领，将他从靠椅上揪起。
　　“你们的战术过时了。那些意大利人已经使用了两机编队，可你们还在使用三机编队。”马可面不改色继续说道，“用这种老掉牙的战术纯粹是去送死，你这白痴。把手从我的衣服上拿开！”
　　科恩依旧愤怒，他没有松开他的双手。但很快，他就不得不松开，强大的握力令他的手腕疼痛难忍，他的脸都疼变形了。
　　马可用力抓着科恩的双手，将他重新推入人群中。“好了，伙计们，胡闹到此为止吧。下面我们去维修棚，我先给你们简单讲解一下两机编队的技术要领。还有你，上校……”
　　马可指着罗伯特•科恩上校的鼻尖说：
　　“给我听好了，你这个没有礼貌的混蛋，我宁愿做只猪，也不做法西斯。”

2008年8月20日
叫我白求恩

[ 本帖最后由叫我白求恩于 2008-8-30 18:06 编辑 ]